成舍我的四种精神

父亲离我而去已有七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还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中。但是当我真要提笔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时，却深感思绪纷杂，不知从何处下笔。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父亲从1898年诞生到1991年逝世，在人间度过了漫长的93年，这正是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立志要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经过多次的探索、思考、彷徨、奋斗和失败。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他晚年在台湾又一次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尽管某些人对他的偏见和强加于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已经烟消云散，但对他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何给以恰如其分的描述，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二是在我出生两年以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我们一家离开北平，先后在香港、桂林和重庆居住，父亲因为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又忙于他的新闻事业，和我们离多聚少。抗战胜利后回北平才刚三年，全家又迁到了香港。而我自16岁（1951年）离开家庭由香港只身回到广州参加工作后，直到1979年才与父亲在美国重逢。以后虽有过几次相聚的机会，但都为时不长。因此和我的两个姐姐及两个妹妹相比，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恐怕是最少的，对他到台湾后的情况就了解得更少了。

三是父亲为人心思缜密，感情深藏不露，很少在子女面前袒露他的内心世界。他对甲说的话不一定对乙说，而对乙的感情又往往不愿让甲知道。因此我深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对他的看法也很难完全一致。从而对他的回忆和评述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罢了。

经过再三斟酌，我决定采用写实兼写意的笔法，从我亲身所见和所闻出发，写出我的所感，那就是他的四种精神——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本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父亲历次和我谈话的记录，特别是我1990年到台湾探亲期间他和我的谈话录音，以及他自己所写的文章。我谨以此文作为一瓣心香，敬献给父亲的百岁冥寿。

记得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那一段时间里他在家的机会较多，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抽出半小时对我讲他的经历，并要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第二天再给他审改。从中我得知他在清光绪24年（1898年）出生于南京下关，五岁开始跟祖父学读书和写字。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又迁徙不定，他只能靠发奋自学，特别喜好作文。当他于1913年（15岁）被正式聘为外勤记者时，他只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在章兆鸿老师（此人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的指导下学习作文。此后他在记者、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中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因文笔犀利、才华出众而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王新命、叶楚沧等人的赏识。1918年父亲报考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时，因他既无学历又只会中文，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经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批准，先当旁听生入学听课。他经半年苦读英文等科目后，就通过考试获准转为正式生。此时他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经李大钊介绍进《北京益世报》当编辑，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据父亲说，他于1921年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靠着超常规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3年后靠着他辛勤积累的200块大洋，办起了一张自己的报纸——《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等，才三十多岁就已取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及上海等地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了《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在那段时间里我亲眼看着他忍痛丢掉一个又一个辛辛苦苦创办的事业，但他从不在这些巨大的挫折面前灰心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重新创业。记得他在桂林办学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而当我们全家搬到新校舍刚一天后，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父亲于1948年底到香港时，他的财产已所剩无几。但当1979年我和他分别28年后在美国重逢时，他高兴地对我讲述他58岁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简称“世新”）的经过，并告诉我“世新”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他还表示正在申请将“世新”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将来还一定要再办报。后来终于在他90高龄时创办了《台湾立报》，“世新”的更名也终于在父亲去世后得以实现（最近已扩展为“世新大学”）。

父亲从小就勤奋好学，在诗词、历史、文学和新闻写作方面下过不少苦功。以后他曾用“舍我”、“一丁”、“丁一”、“戊戌生”、“小白”、“成则王”、“百忧”等多种笔名写下了大量的社论及各类文章，逐渐锻炼出犀利的文笔和凝练的文风。他小时从未学过英文，1916至1918年间在上海时还只能采取由刘半农口述、由父亲整理成文的方式合作翻译英文小说。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就已能顺畅地阅读英文书刊了。

父亲毕生热爱新闻事业，对采访、编辑、排版、印刷等业务都曾刻苦钻研，并能有所创新。1988年我带着夫人和女儿到香港与他相聚时，他每天早晨都要我去买当地出版的各种报纸，供他参阅比较。看着他手执高倍放大镜一行行认真辨读的模样，真令我既敬佩又怜惜。

父亲一生刚强正直，从不屈服于强权恶势。他所以选择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他少年时亲自看到《神州日报》的记者方石荪为我的祖父成心白辩白冤屈的作用。他从15岁开始当记者后，就用他的笔抨击军阀的残暴统治，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他曾先后被倪嗣冲、张宗昌及汪精卫下令逮捕过，险些丧失性命。关于他不畏权势方面的报道很多，在此我仅举几个所见及所闻的例子。

我小时听母亲萧宗让说，父亲在南京办《民生报》时，曾有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学沛又是我母亲的姑父，因此有些亲友劝父亲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见后大怒，就让彭学沛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妨碍名誉。开庭之日父亲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终于借故将父亲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父亲被释后汪精卫又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汪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父亲当场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记得在重庆时，有一天我在他桌上看到蒋介石请他吃晚饭的请帖，但他并没有去赴宴。1979年我在美国与他会面时，他告诉我他曾多次申请在台湾办报，但迟迟得不到批准。1959年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陶希圣曾找他谈，说“上面有意要让一些过去在大陆上有声望的报纸在台湾出版，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但父亲回答说：“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能给蒋公写信”。据说陶向蒋汇报后，蒋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

父亲还告诉我，蒋经国上台后，曾对黄少谷（国民党中常委，父亲的好友）说：“成舍我曾是我党的老党员，你可劝他归队，也不必办什么手续，登记一下就可以了”。父亲听到后回答说：“我今年已82岁，当了多年的‘社会贤达’，我想就不必再归队了吧”！据说蒋经国知道后甚为不快。

父亲曾对我说，他到台湾后仍不改初衷，主张新闻自由，民主政治。1955年他就曾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对“国大代表”龚德柏及“立法委员”马乘风（两人均因批评台湾当局而被秘密逮捕）的“失踪”案，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要求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他所创办的“世新”在70年代大胆容纳了王晓波等一批被台湾当局列入“政治观察名单”的学者，成了台湾的“政治思想犯大本营”。更有甚者，我的继母韩镜良女士的前夫是因“匪谍罪”而被台湾当局处决的，而父亲却不避嫌疑，于1969年与她结婚，也使一些人感到惊奇和不解。

我1990年在台湾探亲时，父亲还给我讲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故事。1915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当编辑时，曾参加柳亚子主持的“南社”。当时南社中有朱鸳雏等人因论诗的观点与柳不合，柳就让他的好友、《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沧在报上刊登一份启事，驱逐朱鸳雏出南社。父亲认为这样做法不妥，遂愤而辞职，并将他唯一的被褥典当换钱，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反对柳的做法，引起了一场风波。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还曾与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哑然失笑。

父亲一贯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当我四岁时就教我读唐诗，六岁时就给我讲“资治通鉴”中的故事。1944年到重庆后，曾先后暂时寄住在黄少谷和李中襄（母亲的姑父）家，父亲每天都教我背诵“资治通鉴”，还常给我作些讲解。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据父亲告诉我，辛亥革命后不久，14岁的他就参加了青年军，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重新登记党员时父亲因拒绝登记而按自动退党处理），还差一点到南京去正式入伍，被祖父从安庆码头上拖回。他从事新闻工作后，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秘密活动，并因此而被捕。经人营救获释并到上海进入《民国日报》做事后，仍不断发表文章抨击时政，鼓吹革命。在《北京益世报》工作时，曾写过许多支持五四运动的社论，其中“安福与强盗”一文曾导致报馆被北洋政府查封三天。1925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父亲在刚创办一个多月的《世界日报》上大量刊登惨案的照片及报道，痛斥段祺瑞政府的暴行，获得了社会上的好评。次年他因批评时政而被张宗昌下令逮捕，险些被枪毙，得孙宝崎先生营救才幸免于难。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父亲被人以身家性命作威胁，要他当“维持会”的委员。但父亲坚决不当汉奸，日军入城后，父亲抛弃一切财产，经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而到香港。又办起了宣传抗日的《立报》，萨空了、沈雁冰（茅盾）、卜少夫等人都曾在其中做事。

父亲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有一定的交往，也与曾在他手下做过事的张友渔、萨空了等中共党员有较深的私交。1938年，父亲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虽然他对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世界日报》被当作国民党CC系的报纸而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由香港去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一直是赞成祖国统一的。1972年10月我小妹成露西随美国华侨、美籍华人旅行团回国探亲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要她代问父亲好，还说父亲是民族资产阶级，父亲听到后很高兴，并曾将此事告诉黄少谷。我背了20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也因此而得到解脱。

1979年我在美国与他会面时，他就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必然的趋势。他认为，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分裂及异族入侵的，而且力图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文化。1985年我在美国与他见面时，他说：“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并预言：“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两岸总是要谈的”。1988年我携妻女在香港与他会面时，他特意要我们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并表示将来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祖国大陆一行。

1979年会面时他还告诉我，美国曾于1959年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0名列为社会贤达的“立法委员”赴美访问，企图通过他们在台湾形成亲美的反对势力，但他去后并未为所动。70年代时也曾有人劝他把在台湾的财产逐步转移到美国，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他也没有接受。他说：“我的事业在台湾，我决不到美国去当寓公”。1990年他在台北和我谈话时，还为他少年时的一些爱国行为而感到自豪。我深信，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祖国的热爱仍是矢志不渝的。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但在他心中却是情深似海，这种深情厚意只有在事后追忆时才感到它的可贵。真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父亲从小就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不苟言笑。他时常鼓励我们要独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1979年我与他见面时，他说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我们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从而也体现了他对我们最深沉的爱。这样开明的父亲恐怕在当今世上也是少有的。

父亲对我们虽很严厉，但在必要时又十分关怀。1981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到美国进修管理科学。一年后当我写信告诉他，我已拿到免全部学费的奖学金，决心读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但需要他支持我生活费时，他立即给我回信说：“你需要的钱，在我虽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为完成你的学业，决如数筹付。我原拟今年暑假来美一行，但因学校事务纷繁，能否分身，此时尚难确定。但到明年你毕业时，无论如何，必将赶来”。此后不久我的表姐黄珏女士赴美探亲，顺便到我处看望，她回到台北后对父亲说我住处的条件较差。父亲又给我来信说：“如果因住的地方你不能自己做饭，以至每顿只能吃面包，影响健康，那就应该早日搬迁，租金纵稍贵，也不必顾虑”。当我今天重读他16年前给我的这两封信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升上心头。

父亲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感情十分细腻。1983年8月23日，他在返台前和我在洛杉矶机场闲谈，当我告诉他我即将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几家美国公司邀请我去做事时，他表示希望我考虑留在美国，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台湾，并恳切地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但后来当我决定学成回国时，他也能理解，还在见面时鼓励我要认真做事，自强不息，对下属要“恩威并用”。1990年我到台湾探他的病，晚上就睡在病房外的沙发上陪伴他。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由于回家收拾行李，没有住在医院。他早上醒来后没看到我，就一定要护士陪他回家。到家后得知我已去医院向他辞行时，又匆匆赶回医院。当看到他回到医院后衰弱地躺在病床上的情景，我不禁热泪盈眶，伏在他的身上，久久不忍离去。他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我，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我的头部。我想他心中大概已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许多人对他的节俭颇有微辞，有些人还认为他太“吝啬”，而我认为他的成功主要就是靠勤劳与节俭。1988年我和他在香港见面时，我曾劝他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效法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五十以上皆亲览焉”。他却说：“你应当知道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特别是我们这种私立学校，在理财或用人方面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不像你们在公营机构中做事的人，只要会等因奉此，就出不了大问题”。他的一番话直说得我无言以对。实际上，他对自己才最“吝啬”。1990年我到台湾时，他已可算是亿万富翁，但他的生活仍很俭朴，每天乘坐的还是一辆台湾产的旧车，而他却舍得花巨款为台湾立报购买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他逝世时正好与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合作的台湾《卓越》杂志推出首份台湾富豪排行榜，父亲也榜上有名。其实他的绝大多数财产早已自愿奉献给新闻事业了。

在与父亲不多的接触中，我还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念旧，知恩图报的人。他在美国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就关切地询问张友渔、张友鸾、左笑鸿、万梅子等老友的情况，要我回国后去看望他们并代他致意。1990年在台湾时，他还提到80年前曾为祖父申冤的方石荪的孙子在台湾，他准备请此人到学校做事。我还听妹妹们说，母亲到台湾后因思念我而心情忧郁，父亲特意将在香港的二舅萧宗谋请到台湾他办的世界书局任总经理，以便和母亲能常见面。母亲病重时父亲对她关怀备至，因此母亲逝世前曾说父亲的心是金子做的，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丈夫能从妻子口中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1951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我独自一人由香港返回内地，一个16岁的少年提着一只手提箱，开始了我的奋斗历程。尽管我曾遇到不少坎坷和挫折，但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使我能够刻苦学习，乐观向上，终于能小有所成。因此我认为“自强不息”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我将继续用他的四种精神来鞭策自己，争取为祖国和人民多做贡献。

父亲喜爱写旧体诗词，但很少发表和保存。我认为他在1977年写的“八十自寿”一诗最能反映他上述的四种精神。现敬录出如下：

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训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劳垂念，顽健差堪告故人。

我因小时受父亲的影响，有时也写一些旧体诗词，其中几首曾给父亲过目。他说我的诗词平仄不合，为此促使我花了一些时间自学诗词格律。现谨步父亲前诗的原韵和诗一首如下，权且作为本文的结束。

精勤自强得小成，心香一瓣祭严亲。

争鸣紫禁轻权势，雄辩金陵要公平。

翠谷建学松常绿，深坑筑路草犹青。

春风拂面如寄语，中华振兴盼后人。